谜一样的绿松石铜牌

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，在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遗址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文化时期(约公元前1700—前1500年)的贵族墓葬中，接连发现了数枚镶嵌有绿松石的兽面纹青铜牌饰。在古代中国，“吉金”是青铜的美称；而“石之美者”为玉。那么，这批属于中国青铜时代肇始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，显然是中国最早的“金镶玉”艺术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类器物仅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，来去倏忽，存在时间在200年左右，其身世扑朔迷离，成为千古之谜。

铜牌饰的正面均近圆角长方形，有的呈亚腰状，长15厘米左右，宽度一般不足10厘米，体量并不大。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，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。绿松石片被琢磨成各种形状，勾画出神兽奇异的眼、鼻、角和其他部位；神兽虽形态各异，但均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睛。整个牌饰做工精巧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铜牌饰作为随葬品，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前或腕部附近，两条长边外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，或许是缝缀在衣物或其他介质上的。关于其功用，学界的推测包括饰品(臂饰)说、马具说、权杖说、护身说、神像说、礼器说、巫具(法器)说等，不一而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出土铜牌饰的墓葬往往还随葬响器铜铃。在当时，铜牌饰和铜铃应呈古铜色，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，佩戴于身的铜铃叮当作响，可以想见持有者生前身后的气派。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，他们的身份也很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。那么，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？是主持图腾神物祭祀的“御龙氏”，还是乘龙驾云、可以沟通天地的祭师或巫师？研究者的结论大多限于推想的层面。

分散于英、美、日等国的多家著名博物馆、美术馆乃至私人收藏家，收藏有10余件类似的铜牌饰。经科学发掘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，为这些牌饰的年代与文化归属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依据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流散海外的这些铜牌饰中的相当一部分，应当就是早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。

显然，这些制作精工，充满神秘色彩的铜牌饰应当属于礼仪用器，但其功能和寓意如何，研究者们见仁见智。铜牌饰表现的兽面形象尽管不同，但大体可分为上下两个单元，下部表现兽面，上部则表现肢体或头部的某一部位。那么，铜牌饰表现的究竟是何种动物，是龙是虎，是鸟是鸮，是鳄是鼋，是狐是熊，是羊是鹿还是犬？学者们也众说纷纭。

2002年春，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，整器长约70厘米。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。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，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.2—0.9厘米，厚度仅0.1厘米左右。绿松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、革之类有机物上。

绿松石“龙”形体长大，巨头蜷尾，龙身曲伏有致，形象生动。其用工之巨、制作之精、体量之大，在中国早期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。这一精工造就，至少由两种动物形象组合而成、不见于自然界的灵物，当然会诱发出人们关于“龙”的丰富联想。

有学者认为，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“龙牌”，应系宗庙管理人员在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。有学者把它直接称为“龙杖”，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权杖。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，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。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，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。《诗经》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，有“龙旗阳阳，和铃央央”的场景描写，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，颇为契合。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，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。

总体上看，二里头文化正处在东亚大陆早期龙形象由“多元”走向“一体”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时期。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，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，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，作为兽面纹固定下来，后来成为商周青铜礼器最重要的装饰主题。

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后，通过比较分析，可以知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，大部分应当是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。

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的问世虽嫌突兀，但已有学者指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，源自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、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等区域文化的动物形象和绿松石镶嵌工艺，都为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兽面纹“金镶玉”珍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更认为这种传承“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，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”。

另有学者认为以青铜制作装饰品，是北方族群长期延续的习俗，而不符合中原文化的传统；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应主要表现的是羊和鹿，其起源地应为河西走廊一带齐家文化、四坝文化的分布区，而新疆哈密地区出土的未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或为其渊源。如是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，就应是青铜时代“全球化”大潮下远程文化交流的产物。其身世之谜，尚有待进一步破解。

无论如何，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着本土崇尚的宝玉绿松石问世，正值青铜合金这种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出现之时，金玉共振，标志着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拉开大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