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磨《绿松石》的人——专访朗顿·班觉
经过24年，汉文版《绿松石》终于面世，姗姗来迟并未使读者的热情减少。有评论认为，这部作品是藏族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，历经岁月积淀，它在汉语读者中依然散发着质朴的诱惑力。在汉文版《绿松石》出版之际，《西藏人文地理》对该书作者朗顿·班觉、译者朗顿·罗布次仁进行了专访。
《西藏人文地理》：《绿松石》是否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藏文长篇小说？
朗顿·班觉：不能说《绿松石》是第一篇当代藏文长篇小说。说藏族历史文学上没有长篇小说的传统，也是不对的。过去的长篇小说，在文学要求、结构以及语言上跟现在都不一样，“小说”这个概念也是外来的，内地也是如此，内地小说以前很多也是以说书话本的形式存在，何况西藏。
西藏传统的小说有一个特点，尤其着重词句、修饰和比喻，语言本身非常美。阿来说，藏文是宗教语言，不善于表现现代生活，这是不对的。他不懂藏文，没有好好看过。如果说语言不能表现现代生活，那是作者的问题，不能责怪语言。
《西藏人文地理》：您创作《绿松石》是怎样的初衷？
朗顿·班觉：藏文传统小说有个缺陷，往往语言很深，一般人很难阅读。因此我希望创作一种大家都能阅读的文学，如果藏语文在写作结构、技巧上不进行创新，将来藏语文就很可能演变为一种没有使用价值的文字，只能供学者研究，这就太可惜了。不让美丽的藏语文失传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
《绿松石》中有很多关于藏族民俗方面的介绍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变得这么现代化、这么强大，当时只是觉得旧社会结束了，再也回不去了；同时，旧社会的一些风俗也在逐渐被遗忘，对于封建农奴制是什么样的，后人应该有一个全面的、细节的了解。
当时，我只是感觉有些民俗以后不会再有了，所以想记录下来，于是在《绿松石》中设计了许多诸如跑马、宴会等情节。班丹作为客人的仆人，跑到主人家的筵席上是有些奇怪的，我这么写，就是为了方便描写筵席的细节。很多评论认为《绿松石》在民俗方面表现得不错，有些汉族朋友称《绿松石》为“诗化的藏族民族志”，我觉得就这一点上来说，我基本实现了我的初衷。
写旧社会，习惯上当然要揭露其黑暗面，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。但是了解一个社会，既要了解黑暗的一面，也要了解光辉的一面。按照藏族神话，西藏在从猴变人的历史过程中，没有积极的方面吗？没有一个有作为的人吗？这并不是的。布达拉宫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具备如此高的建筑水平？对于这些后人至少要有一个了解。
《西藏人文地理》：这也涉及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。
朗顿·罗布次仁：对。从文本角度分析，《绿松石》其实揭示了一个道理——从古至今都不存在至善至美的社会，任何社会都需要自我完善、自我调节。旧西藏的问题在于，它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机制。你看小说的结尾，当官僚阶层的群体利益受到损害，他们选择的是官官相卫，这是一种集体规避的行为，违背良知，只是尚存一丝对神的敬畏，这是封建农奴制倒台最根本的原因。
《西藏人文地理》：《绿松石》问世至今，读者的反应怎样？
朗顿·班觉：藏族读者有一个有趣的思维习惯，认为只要是写出来、形成文字的东西，就是千真万确的，他们不大认同小说虚构的概念，觉得虚构就是骗人。《绿松石》面世之初，很多读者询问我是否存在故事原型，我说没有。也确实没有，例如代本这个角色同时有很多个，米本在不同时期也有很多任。文中出现的山南扎嘎县这个地名也是虚构，但是怪的很，昌都地区就有一个地方叫扎嘎，好像是一个乡，是丹增书记告诉我的，他说：“你的小说里有个扎嘎宗，我找到了，在昌都，我还专门去看过。”
读者喜欢《绿松石》，最接受的就是贯穿其中的现实主义的态度。历史是什么样的，就应该写什么样的。我使用的语言是藏文，读者是藏族，虚构太多了就根本行不通，读者认为你是胡说八道，这同汉族的阅读习惯是很不一样的。小说的主角班丹代表着反抗意识。
这些年，情况似乎又有一些变化。2000年左右，内地有一个剧组来拉萨联系我，想把《绿松石》改编成电视剧，了解了小说情节后，他们认为其中阶级斗争的内容太多，说现在观众已经不喜欢看这个了，要体现生活，他们对我说要去掉班丹这个人物。是他们把整篇小说就只理解为阶级斗争，这样的想法同我不一样。观念在变，不是一个人在变，是一个普遍的时代的改变。
藏文版出版后并没有召开座谈会、研讨会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也只是零星的看到一些评论，大多是好评。从网上看，很多读者对《绿松石》中在人性方面的挖掘很感兴趣，说我研究人性就像福斯特，福斯特是谁，我也搞不清楚。
（注：福斯特，即Edward Morgan Forster，1879－1970，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，其作品兼具19世纪传统典雅的叙事风格和现代革新意识，主要作品如《印度之行》等，是对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殖民者对亚洲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反思。）
《西藏人文地理》：《绿松石》中所有的孩子的形象，不论是班丹、德吉，还是富商的女儿益西康珠，甚至是八廓街上的流浪儿童，都给人一种希望的力量，似乎并未沾染太多旧社会的印痕？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，还是对未来的寄托？
朗顿·班觉：应该说，二者皆有。藏族本身也是非常乐观的，家里那么穷，也要养几盆花；哪怕明天没有糌粑吃了，晚上还要讲笑话
小说对待生活，采取现实的态度还是粉饰的态度？长期以来，西藏小说都是选择后者，民主改革以前是宗教粉饰，小说结尾都是宗教上的圆满，现实受苦来时报；而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，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为了政治宣传。《绿松石》如果有所突破，现实主义的笔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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